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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现在的生活环境需要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我们社会的政治组织存在于国家中，让政府负责向所有人提供教育是合理的。

概念主义法理学是从这样一个假说出发的，即实在法律制度是无暇的，因此只要通过适当的逻辑分析，便能从现存的实在法律制度中得出正确的结果。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独立自主的居间判断，其功能是实现法律的可计算性和可预见性，以满足现代经济生活对法律的需要，其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

而且，这些膜拜具有所有能够取代以往的宗教膜拜的特征。坚持此种信念的法官是现代社会中最后的贵族，是现代公民道德宗教的虔诚的祭司，并像埃及的祭司一样，只充当一种玄奥科学的解释者。如卡多佐所言：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即使是我们当中那些没有听说过甚至是痛恨哲学名词和概念的人，都有一种支撑生活的哲学。法官应对此予以认同和引导，使社会多元的道德期待契合法律的道德内涵。{13}涂尔干将这种价值共识明确地表述为个人主义，这种道德个人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个人尊严的重要性，强调尊重每个个人的权利。

高度分化的社会或许只能以权利价值为基础凝聚社会的道德共识。职业、背景、资质、信仰等等各不相同的个体各有各的追求和目标。在这一时代，罗马法的实践和理论都达到了极盛阶段。

古代自然法和现代自然法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效果上存在着区别。它并没有改变法律服从正义这样一个公式。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削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这些哲学家们深信人是生而平等的，任何人不得由于性别、阶级、种族或国籍不同而遭受歧视。

他指出基督教以前的哲学，以理性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上帝的意志，从而因圣托马斯的教诲，恢复罗马法学习研究的最后一道障碍而得以消除[36]。在此立论中，罗尔斯讲的是一种作为公平的正义，是对既定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一个最高评判价值标准。

而当时罗马法学家很大一部分实践活动，就是把他们吸收到的关于自然法的知识注入罗马法的结构中。正义的准则是神圣的，只有上帝知道。除了我已展示的自然法被嵌入了罗马法，从而势必与罗马法一荣俱荣的原因外，再一个原因说是：法律是文化之树上的果实。现实社会充满着色欲、贪婪、激情和权欲。

自然法因此成为罗马法以及后来的传统民法的主要哲学传统。任何违背自然法的立法都称不上是法律，因为任何领袖、任何民族都不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不过比起后来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这样铿锵的信念宣誓来说，罗马人对平等的追求是朴素的，但那却是实在的，若以现在流行的观念来要求他们，则未免太难为古人了。[22]参见优士丁尼，前揭，第6页。

[30]引自上揭书，第122页。西皮奥集团的存在标志着罗马社会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和罗马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时期。

十一世纪末叶，罗马法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开始复兴的。总之，罗马人的衡平更明确地带有平准的意思，而平准的倾向是万民法的特点[26]。

人们不曾完全泯灭的理性不得不设计出世俗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政府都是罪恶的产物。为了在社会中限制政府嚣张的权力，获得更多的自由，人们认识到，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界定，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更需要重新界定，换言之，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需要按照一套哲学观念和法律制度进行再改造。维系这主幕全幅背景的线索和组织框架，先靠罗马法，后靠在罗马法基础上脱颖而出的传统民法。[3]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中译本，何兆武、李约瑟译。然而，无论是莎士比亚般的诗人情操，还是达尔文一样的科学精神，当时除乌尔比安以外的一般罗马法学家都不曾有过，后来的罗马法注释学家也不曾信服。到了优士丁尼时代，已废掉正式释放，采用略式释放，并将略式释放分成直接释放与间接，释放。

中世纪时被基督教所吸收传入后世。然而，如果我们只从自然法的革命性效果而推测罗马法学家的初衷，若这不是曲解的话，至少也算是片面的夸大其辞。

罗马法的理性传统曾经历了一个由自然理性向人本理性转变的过程。无论元老院还是人民都不能解除我们遵守这一法律的义务，它也无需塞克斯图斯-埃利乌斯阐述和解释。

它朴实而又合乎情理，反对矫揉造作和横行霸道。Mauilius肯定是西皮奥集团的一名成员，而Scaevola甚少是通过其兄弟Q．Mucius Scaevola与西皮奥集团有来往。

[4]见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28]引自梅因：《古代法》，中译本，沈暴一译，商务印书馆，北京版，第191—192页。但我若是说罗马法的哲学传统中包含有对于平等的朴素追求的特征，则要费点口舌来辩解。无论如何，罗马人认为理性象正义一样是实定法的终极来源和归宿点。

它提出用为公众服务、人道，同情和仁慈等理想以取代自足。风俗习惯，哪怕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实践，都可能是不公正，不合理的。

例如，罗马法黄金时代的伟大法学家安托宁·凯撒就是从这门哲学中取得一种生活规则的最著名的门徒。这是近代个人主义的深远渊源。

第二、对于理性的虔诚崇拜 前述，已经说明，古典时代罗马人的理性观念是古朴的。神法是上帝对人类的特殊命令，用来补充自然法抽象的原则体系，它记载在圣经新旧约全书中。

在后期主要受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他说：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一切人，并且是不变的，不朽的。进入专题： 罗马法 。[5]参阅Edward S．Corwin，The‘Higher LawBackground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Harvard Law Rev．Vol．XLII，No．2，Dec．1928，and Concluded in 42 Hav．L．P．365—409。

也许后人无法想象或不相信奴隶制是由人的怜悯心而产生的，流行于古典时代世界的一种现实作法[19]，它的合理根据规定在万民法中。这种秩序的兴起，来自多种因素的相互适应，相互配合，与它们对涉及它们底事务的即时反应，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组人所能掌握的繁复现象。

它不仅具有内容详实，包括了民法的各个方面，并体现罗马法精髓的特点，而且还具有法律效力。然而，从狭义上讲，罗马法则仅指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优士丁尼主持编纂的《民法大全》。

正义与衡平不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而是到达法律一元价值目的的不同途径。而这些罗马人只热衷于实践而根本不懂哲学[11]，但又需要用哲学来解释和引导他们的实践。